經過多年發展,尤其是2017-2019年的投建高峰,我國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:其處理能力由2006年4.0萬噸/日上升至2020年10月底的52.1萬噸/日,增長超過10倍。
隨著“十三五”規劃的59萬噸/日的目標接近完成,大規模的垃圾焚燒項目建設時代暫告一段落。特別是,2020年1月出臺的《關于促進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》 、《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管理辦法》,以及同年3月出臺的《關于有序推進新增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建設有關事項的通知》等政策,似乎進一步給市場降溫。
與之對應的是,垃圾焚燒處理市場2020年幾近“腰斬”:全年開標項目78個,處理規模不足8萬噸/日,投資金額約400億元,這三個數字相比2019年的150多個、近15萬噸/日、600億元,均出現大幅下降。
縱觀全球,日本、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表明,要想在垃圾焚燒處理市場“笑到最后”,應確保進入行業前10、力爭前5。
一面是驟冷的垃圾焚燒處理市場,一面是激烈競爭中不進則退的優勝劣汰,對于一些企業而言,尤其是那些正處于行業中游的企業(在手產能排名第11-20位),似乎站在了十字路口,面臨著“深耕”或“轉型”的艱難選擇。
展望“十四五”,辰于認為,無論是深耕或轉型都有機會,中游企業與其躊躇猶豫、怨天尤人,不如及早決策、運籌帷幄、決勝未來。
之所以我們認為在垃圾焚燒處理市場仍有深耕機會,主要基于以下四個考慮:
一是未來十年仍將新增產能30萬噸/日以上,釋放項目500個以上
二是運營市場到2025年達818億,提供了運營服務“輕資產化”的廣闊商機
三是競爭格局尚未定型,尤其對于行業第2-10排位的爭奪
四是疫情之后的中國影響力持續增強,“一帶一路”市場大有可為
而一旦決定繼續深耕,中游企業應早做決策,并持續在以下五個方面發力:
拓展融資渠道,解決資金缺口
深挖運營潛力,提升盈利水平
創新商業模式,把握雙碳機遇
緊跟轉移趨勢,下沉拓展渠道
重視兼并收購,打造專業能力
垃圾焚燒企業2020年似乎迎來了“至暗時刻”
經過多年發展,尤其是2017-2019年的投建高峰,我國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:其處理能力由2006年4.0萬噸/日上升至2020年10月底的52.1萬噸/日,增長超過10倍。
隨著“十三五”規劃的59萬噸/日的目標接近完成,大規模的垃圾焚燒項目建設時代暫告一段落。特別是,2020年1月出臺的《關于促進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》 、《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管理辦法》以及3月出臺的《關于有序推進新增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建設有關事項的通知》等政策,似乎進一步給市場降溫:2020年之前政策覆蓋的范圍,往前可到項目投資建設的貸款安排,往后可到運營階段的電力并網和定價,對垃圾焚燒發電可謂全方位鼓勵支持;而2020年之后,補貼不再覆蓋整個運營周期,納入補貼的項目比例也將逐漸減少。
與之對應的是,垃圾焚燒處理市場2020年幾近“腰斬”:全年開標項目78個,處理規模不足8萬噸/日,投資金額約400億元,這三個數字相比2019年的150多個、近15萬噸/日、600億元,均出現大幅下降(見圖1)。
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表明,要想在垃圾焚燒處理市場“笑到最后”,應確保進入行業前10、力爭前5:以日本為例,市場進入成熟期后,垃圾焚燒廠數量從最高峰的6000多座減少為1000多座,其中三菱重工、日立造船、田熊株式會社、川崎重工等企業占有絕對份額(見圖2);而在美國市場,僅卡萬塔一家就占據了將近70%的份額:2018年美國運行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有75座,日處理能力9.42萬噸,焚燒生活垃圾量2928萬噸,其中卡萬塔處理約2200萬噸,市場占有率67%,處于寡頭壟斷地位。
一面是驟冷的垃圾焚燒處理市場,一面是激烈競爭中不進則退的優勝劣汰,對于一些企業而言,尤其是那些正處于行業中游的企業(目前垃圾焚燒處理產能排名處于第11-20位),似乎站在了十字路口,面臨著“深耕”或“轉型”的艱難選擇。
選擇深耕,意味著鎖定垃圾焚燒處理行業前10乃至前5名,未來十年保持戰略定力,繼續專注于垃圾焚燒主業,積極參與這一市場的增量與存量競爭,直至行業進入運營時代站穩腳跟。
選擇轉型,意味著維持垃圾焚燒業務現狀,同時以此為切入口,大舉進入與其密切相關的其他細分行業,打造公司新的增長極,如垃圾分類、餐廚垃圾、環衛、新能源等都是備選項。
展望“十四五”,深耕或轉型都有機會,企業需早做決策
展望“十四五”,我們認為,無論是深耕或轉型都有機會[1],中游企業與其躊躇猶豫、怨天尤人,不如及早決策、運籌帷幄、決勝未來。對中游企業而言,之所以我們認為在垃圾焚燒處理市場仍有深耕機會,主要基于以下四個考慮:
一是未來十年仍將新增產能30萬噸/日以上,釋放項目500個以上
截至當前,已有17個省市發布了垃圾焚燒中長期發展規劃,根據這些省市到2030年的相關產能規劃,未來10年仍將有20~30萬噸/日的新增產能,釋放項目400~500個,投資規模1000~2000億元(見圖3)。而如果放眼全國,這三個數字只會更大。這一體量不容小覷,相當于當前行業排名第2-9位企業的在手產能之和,釋放的項目數量則相當于過去3年的全部開標項目數量。
二是運營市場到2025年達818億,提供了運營服務“輕資產化”的廣闊商機
回顧“十三五”,伴隨垃圾焚燒項目投建的突飛猛進,運營市場同樣快速增長,期間年復合增長率11.3%,到2020年運營規模達到544億元。展望“十四五”,在人均垃圾產生量以及垃圾焚燒比例持續上升的有利驅動下,我們預計垃圾焚燒運營規模仍將保持7.9%的年復合增速,到2025年達到818億元(見圖4)。隨著行業監管日趨嚴格,部分企業包括政府投資項目在技術、運營方面能力不足問題凸顯,這為行業內優質企業在運營管理對外服務提供了“輕資產化”的廣闊商機。
三是競爭格局尚未定型,尤其對于行業第2-10排位的爭奪
當前,我國垃圾焚燒處理市場呈現“一枝獨秀”的競爭格局:處于領先地位的光大環境,連續多年排名第一,截至2020年底,在手產能[2]12.49萬噸/日,是排在第二位的綠色動力5.18萬噸/日的2.4倍,優勢十分明顯,而排在第2-9位的企業,在手產能大多在3-5萬噸/日左右,實力相當,差距不大(見圖5)。
可以預見的是,除非自身出現大的戰略失誤,或新進入者強勢攪局,光大環境未來五年仍將大概率引領這一市場,但從“一枝獨秀”到“五(十)花齊放”,不確定性仍然很大,例如2019年康恒環境的在手產能3.54萬噸/日,排名第6位,僅靠2020一年新增在手產能1.51萬噸/日至5.05萬噸/日,一躍成為行業第3。事實上,目前排名第11-20位的中游企業與第2-9位的差距同樣不大,只要敢想敢為、奮起直追,就有可能彎道超車“笑到最后”。
四是疫情之后的中國影響力持續增強,“一帶一路”市場大有可為
“一帶一路”輻射了65個國家、50億人口,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的需求旺盛、供給卻嚴重不足。
需求旺盛一方面體現在快速增加的垃圾產量:根據世界銀行預測,未來30年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人口將大幅提升,垃圾產量也隨之大幅提升;另一方面則體現在電力缺口較大,亟需可再生能源發電彌補缺口:以南亞為例,2016年固體垃圾產量3.34億噸,若以平均噸垃圾發電量372 kWh/t計算,這些垃圾的潛在發電量為0.12萬億千瓦時,約占當地未來十年(2021-2030)電力缺口總量的1/10。
與此同時,供給卻嚴重不足:目前“一帶一路”國家的垃圾焚燒率很低,大多處于發展初期。根據世界銀行2016年的統計情況,僅有20%的“一帶一路”國家建設了垃圾焚燒廠,除中東歐個別國家垃圾焚燒率較高以外,其它大部分國家焚燒率遠低于中國。
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樣突出。例如在東盟,新加坡垃圾焚燒率較高,印尼、越南等近期才啟動垃圾焚燒發電規劃;在南亞,盡管填埋場空間非常有限,目前的平均焚燒率仍低于1%;在俄羅斯,填埋場已嚴重飽和,國內技術鄰避問題嚴重,依賴進口;在中東歐,盡管有歐盟專項資金支持,但與歐盟發達國家差距懸殊;而在西亞,垃圾焚燒發電條件相對成熟,多國已經開始嘗試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。
我們認為,新冠疫情下的中國國際影響力正持續增強,“一帶一路”市場大有可為,理由如下:
第一,多國已出臺垃圾焚燒發電支持政策。近幾年隨著城市可用地減少,“一帶一路”國家建設垃圾發電廠的意愿越來越強,如印尼政府正全力推進全國12個城市的垃圾項目于2019-2021年投產、越南則在2018年建成了首座垃圾發電廠。
第二,生活垃圾熱值近似。大部分“一帶一路”國家與我國生活習慣相似,生活垃圾組成也呈現熱值低、水分多、灰分高、成分雜的特點。接近的生活垃圾熱值能更好的適應我國垃圾焚燒爐。
第三,我國垃圾焚燒發電工藝已較為成熟,典型千噸項目中,總投資僅為日本、德國的1/3,建設時間約為其1/2,經濟優勢明顯。
事實上,我國垃圾焚燒企業“出海”已小有成就:截至2020年3月底,我國垃圾焚燒行業的海外投資已達360億、投資項目25個、覆蓋國家16個。